前  言

                               ◆白旭初

 

撰写下面这些文章的时候，我的父亲白云青母亲裴修俊都已经是诞辰超过一个世纪的人了。因为他俩夫唱妇随，殚精竭虑于1944年创办了一所学校——湖南常德私立白云中学(现常德市六中)的缘故，百年之后还有人记起他们，谈论他们的创业往事，这是他们的幸运和光荣。

   

                      父  亲

 

    父亲白云青出身于常德县（现鼎城区）许家桥乡广成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我爷爷名叫白盛高，奶奶名叫顾金满。父亲是我爷爷奶奶的独生子。

父亲虽是独子，但我未曾谋面的爷爷对他依然管教很严，比如：吃饭时碗一定要端着但又不能用手掌托着（托着碗是叫花子乞求施舍的动作）；不准许掉一颗饭粒，掉了一定要马上捡起来吃掉；不然，爷爷的筷子头就会无情地突然弹跳在父亲的脑壳上。

出人意料的是，我爷爷的这些清规戒律后来又被父亲照搬下来，在我兄弟姐妹们吃饭时重演,而且变本加厉：即用筷子夹菜前一定要先行扒一口饭，然后边嚼边去夹菜，夹的菜是不能直接往嘴里送的，一定要放在饭碗里停顿一下后，才能塞进嘴里。年龄小的端碗不稳，饭碗可放在桌上，但手一定要扶着碗，不然父亲的筷子头照样毫不留情。我曾问过母亲为什么爷爷要这样做父亲也要这样做？母亲说：这叫做麻绳串草鞋，一带（代）串（传）一带（代）呗。做人首先要自食其力，粮食是自己的血汗做的，要敬畏更要珍惜。母亲还说，民以食为天，天大的事当然是吃，吃相也是要讲究的。

独生子单调的生活和长辈的严厉管教，使我的父亲从小就倔强而敏感。一次，父亲跟随我爷爷去公路上赶场（集），爷爷要卖点黄豆等农副产品，父亲便百无聊赖地四处张望，发现不远处一个卖烟叶的人离开时，撒了一些烟叶碎片在地上，便过去捡起来，卷成喇叭筒，学大人般吸。一同族长者看见了，轻声骂了一句：小小年纪就不学好，长大了也是个没卵用的家伙！父亲听了这羞辱人的话，立马丢掉喇叭筒，还把喇叭筒使劲踩了几脚。之后，父亲一辈子再没有碰过卷烟。

父亲8岁时，爷爷才把他送去读私塾。私塾先生是个古怪的人，只教学生大声朗读《四书》、《五经》，从不进行讲解，这让父亲兴味索然。一天朗读时走了神，张着嘴却没出声，挨了私塾先生重重的一戒尺。这件事给父亲的印象极深，或许这就是父亲对旧式教育弊端最初的认知吧。

少年时代的父亲是孤独而寂寞的，只有我爷爷奶奶让他去山上砍柴或是捡蘑菇什么的，他才会欣喜若狂。

父亲的家乡地处丘陵区，山不高却林木丰茂，遍山是油茶树、枞树和楠竹，丛生的荆棘和茅草可以没过大人的头顶。父亲一钻进树林，就把砍柴捡蘑菇的事丢到九霄云外，他爬坡上树，在沟沟坎坎处上蹦下跳，畅快无比。有一回，他甚至砍了一竿长度和大小适中的竹子，依靠竹竿的支撑纵身跳过一条两米多宽的沟渠，又越过了一户人家堆在路边超过他身高的稻草垛。他喜不自禁，被自己的跳高能力惊呆了。

我爷爷虽然识字不多，家景也才将就温饱，但出自北宋著名学者汪洙的《神童诗》中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句子还是了然于心的。在我爷爷的严厉督导下，父亲才断断续续读完了中学。此时，父亲已经是弱冠之年了。

 

【父亲曾是政协常德市第五届、第六届委员，国家级湖南省田径、体操一级裁判员，曾出任省运会副总裁判长。1992年5月20日去世，享年82岁。】

   

 

 

                            母  亲

 

    母亲裴修俊的出生地是常德县（鼎城区）斗姆湖镇临沅村。她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母亲幼年时，富裕的家景虽然正在快速衰落，但她仍受到了较好的教育，学历读到高小。

母亲是缠过足的。颇有戏剧性的是，由于地处内陆，信息闭塞，母亲是在辛亥革命开展“放足运动”几年后缠上足，过了两年又松开裹脚布的。一双比“三寸金莲”大许多的脚板，为她后来的持家创业东奔西跑添足了马力。

母亲一生生养了五男四女九个孩子。旧中国没有计划生育一说，即使是叫花子常常也是拖儿带女的。母亲晚年时曾回忆说，把你们兄弟姐妹拉扯大，我吃的亏有卖的，多得卖也卖不完！父亲也曾歉疚地对我们兄弟姐妹说，你母亲辛劳一辈子，生养你们兄弟姐妹，仅是坐月子的时间累计起来就有一年啊！

母亲忙碌的身影，我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的。父亲的工资肯定填不饱家里十余张嘴，母亲只能想方设法去赚点钱。她种过菜养过母猪、炸过油条卖过豆浆、糊过纸盒、甚至还当过保姆。有一次我的二弟找母亲要零花钱，“我要5分钱啊！”带着哭腔的声音顽强地从中午一直延续到天黑，母亲还是没有给他。曾经的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可见一斑。

母亲里里外外一手抓，众邻居都不得不佩服她。

我至今还记得母亲夏天的傍晚给我们年岁稍小的弟妹们洗澡的情形：在屋外水井旁的空地上摆一木制大脚盆，从井里提上来几桶凉水。孩子们一字儿排开在旁等候。母亲蹲在地上，像是如今工厂生产流水线上的操作工一样，手脚麻利，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三下五除二就把弟妹们的澡洗完了。井水冬暖夏凉，被冰凉的井水泡着淋着的弟妹们冻得呲牙咧嘴，母亲却是满头大汗。

前不久，为了写出这些文章，我打电话给远在武汉市的大姐，我大姐回忆往事时说，母亲还是有些艺术天赋的，她会弹风琴，还能边弹边唱。我的妻子曾经对我母亲的晚年生活多有照顾，她说母亲喜欢打一种叫“戳符子”的纸牌，还能亲手制作纸牌，常常看到母亲握一管毛笔，蘸上各色颜料在纸牌上精心地描绘着，画的蝴蝶色彩斑斓，很是灵动好看。                             

 

【1998年2月18日下午，常德市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昌平离任赴岳阳市委上任前，专程看望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就是正在市三医院观察室输液的我母亲裴修俊。张市长在常德期间曾一再强调说：裴老太太是对常德教育和解放事业有过大贡献的人，不能亏待了她。拨乱反正后，母亲享受着市政府每月800元生活补贴和每年一万元医药费补贴，直至1999年1月1日去世。】                                                     

                            

 

                             求  学

 

“男儿15立父志”。这是旧中国的长辈们训导男孩时常说的一句话。意思是说男儿年满15岁就是大人了，再不可顽劣了，该明理了，还应该结婚成家，独挡一面，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了。

父亲15岁时当然没有能力和本钱成家立业，除了不得不帮家里干农活和背着书包上学堂外，他最喜欢的是体育运动。家乡只有水田、沟渠和连绵的小山，没有宽敞的球场没有平坦的跑道。他因地制宜，选择了运动器材可以自己做，在禾场地坪就可以一试身手的撑竿跳高。他对自己借助竹竿的支撑和弹力，以悬垂、摆体、举腿、引体等竿上动作使身体越过一定高度带来的刺激和快感而疯狂。20岁那年，他跟人打赌，奇迹般地跳过了3.2米高度。当他从铺了一米多厚的稻草堆里站起来时，围观的人们沸腾了。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一跳让他远近闻名，也让一个待字闺中的姑娘看上了他。这个家景殷实小他两岁名叫裴修俊的女人不顾父母的极力反对毅然决然地嫁给了他。

撑竿跳高给他带来了好运。成家后，他不但不想冷落这个爱好，还希望把给他带来好运的这项体育运动发扬光大。1931年的一天，一听到有人说上海有学校招收有体育特长的学生的消息，便不顾家人的阻拦，借了盘缠只身去了上海，并顺利考取了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

父亲的学生生活是清苦的。此时我爷爷已抱病在身，不可能有多余的余钱剩米给他吃穿用。他的岳父岳母本来就不太满意大女儿的婚姻，曾当面嘲讽这个女婿，说他的脸黑不溜秋、一双手粗糙如同松树皮，以致这个性格倔强的女婿再不愿登门，当然也不会伸出援手接济他。难以温饱的他觉得除了节衣缩食外，自己必须自强自立才能走出窘境。入学第二年，他便悄悄四处求职，凭着过人的撑竿跳高水平这个硬势力，很快在上海光华大学谋得一个兼职，没毕业就当起了体育教师。每周10节课，月薪80块银元。温饱无忧，他喜不自禁。

1933年6月，他顺利地从上海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原本可以留在上海工作，但思子心切的父母想他回家，妻子也盼他回家看看早满周岁的儿子。他在犹豫之中，又记起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只得打道回府。

 

                      立  志

 

父亲回到老家后，很快找到了工作——在常德隽新中学（现职业学校）当体育教师。

自从1922年国家实施新学制开始，特别是1928年“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实质上取消“党化教育”之后，全国上下创办新学堂的风气日渐浓厚起来。仅常德一地，就先后办起了渔父、翰文、移芝、明义、隽新、中兴、春芳七所现代中学。这些学校有为纪念名人公费开办的，有家族出资开办的，还有20余人合资开办的。虽然都叫做新式中学，其中却难免搀杂着旧式教育的重文轻武的痕迹。父亲是体育专科出身，对体育的重要性有着深切的认识和感受；加之当时中日矛盾越来越尖锐，稍有智识者都以为中日之战已经在所难免，这更加坚定了父亲“强智还需健体”的信念。相对而言，隽新中学还是比较重视体育课程的，设立了体育部，开办了体育训练班，形成了《湖南隽新中学体育训练班规程》。但有限的场地、器材和捉襟见肘的经费远远满足不了开展正常体育训练的要求。于是，性格要强、事事不愿弱于别人的父亲逐渐有了大胆想法：与其寄人篱下，不如自己办所学校，也好一展所长。

做就要做开先河的事。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常常是遥不可及的：办学校要买地建校舍，要添置课桌课椅，要聘请许多教师，还要购买仪器设备和图书等等，这都需要巨额的钱款。父亲一无大笔积蓄二无祖业继承，钱从何来呢？冥思苦想后，觉得上海的工作薪酬高，到那儿干个十年八载也能积攒下不少钱银。于是，他只在隽新中学任教一学期，就离职去了上海。

    他最先受聘于上海东方中学，拿到了每月100块银元的高薪，干了一年后，又经学友引荐去了薪俸更高的南京金陵中学，每周12节课，每月收入120块银元。那时候120块银元可真不是个小数目。据资料记载，“中华民国”上海市公安局成立的时候，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父亲有了这一大笔固定收入，攒钱办学的信心更足了。在金陵中学期间，他潜心教学，言传身教，一丝不苟，学生的体育成绩尤其是撑竿跳高水平都强于其他中学。校方很是高兴。

在南京的两年里，为了减少开支，父亲除了节衣缩食，还深居简出，谢绝同乡、学友之间交际活动，做到了日常生活之外的零消费。为了省下路费，春节也没有回家。有个也在南京工作的福建籍学友因为不满父母包办的婚事，春节赌气不回家，当他想到我父亲平时就餐从不买肉吃，现在要过年了，想给他开开荤，就买了两个大猪头，一个放在金陵中学传达室，要其转给我父亲。父亲哪肯接受，想把猪头退还，提着猪头找到那学友的单位，却听说学友已辞职不知去向，就把猪头卖给了守传达的人。为这事，父亲还写过一首打油诗：“别人有年我无年，省下猪头卖了钱，有朝一日时运转，天天都是过大年！”

    父亲常想起孔子“生无所息”的人生要义。只要有空，他就坚持训练，撑竿跳高水平有如芝麻开花，节节攀升。

    1935年10月，中国第六届运动会在南京举行，他理所当然地参加了撑竿跳高项目的角逐，并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决赛。在最后比拚激烈的三跳中，他手持长竿，迅捷助跑，弹簧般跃起，身轻如燕地越过了3.80米的高度，获得亚军。成绩仅次于冠军符保卢创造的当时全国最高纪录3.90米。

 

 

                          创  业

      

世事难料：顺水时会迎来顶头风，逆流时也能遇上帮篙人。

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随即天津上海先后沦陷，南京也岌岌可危。父亲只得又返回家乡。他一边关注战局变化，一边恋恋不忘办校之事。为了继续积累办学资金，他拿出部分在上海积攒的钱银开了一家杂货铺。这是一家夫妻店，货品琳琅满目：农具、家具，粮食、布匹，南杂北货，应有尽有。本地榨油坊众多，生产的品质纯正的茶油尤为走俏，引来大批外地客商。夫妻俩待人真诚，不辞劳苦，以信誉服众，实业发展顺畅，自然赢利不菲。

转眼到了1940年。这一年，父亲突然成了一所小学的校长。这所小学是白姓族人用一名病亡的白姓国民党军官遗产创办，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叫云深小学。父亲本来对这个校长职位并不感兴趣，但一时不便抹氏族长辈们的脸面，只好勉强接受。这个硬逼戴上的校长帽子仅在他头上晃荡了十几个月，他就决然脱掉，交给了那个军官的亲侄子白佩华。

这段经历让父亲自己办校念头更盛了。他日思夜想，食不甘味。知夫莫过妻，母亲说：别为钱的事发愁，我支持你倾其所有，全力兴学。夫妻二人随即付诸行动。1941年，他们卖掉田产，以本地只有小学没有中学配套，学生升学不方便为由，借到了白氏祠堂作为临时校舍，招收到两个班的学生，私立皓云中学就有模有样地办起来了。但这所学校仅开办了一学期，就被省教育厅查封了。查封理由是没在省教育厅备案和注册资金不足。

理想受挫，但他们并不气馁。两人一合计，决定就是举债也要把中学办起来。我母亲从小伶牙俐齿、又通文墨，为人处事常常能左右逢源，扫平“资金”拦路虎的重任落在她的肩上。她对父亲说，你脸皮薄如纸，还是我来求神拜佛吧。

去哪儿借钱？母亲想到了张公聘先生。

    张公聘曾是一名有钱的军需官，与白姓家族有些亲缘关系，按辈份，父亲应称其为姐夫。母亲打听到他回乡养病的消息，就立即去找他。可张公聘是有些官架子的，对裴修俊这个素昧平生的远房亲戚不屑一顾，称病闭门谢客。母亲连人都没见着，只得悻悻往回走。张家住在丁家港乡，离母亲住的许家桥乡有20里路程。母亲来的时候满心希望，倒也不怕路远，现在两手空空往回走，路可就长起来啦。她边走边想，越想越不甘心，索性一跺脚：杀他个回马枪！母亲估计，张公聘虽然常年在外，但也应该知道亲族中有一位全国出名的撑竿跳高手，叫白云青的。再到张家的时候，母亲讲明了自己与白云青的关系。张公聘果然起身相迎。母亲道明来意，讲述了他们夫妻二人毁家兴学的决心和面临的困难，真诚地表示，学校办起来之后，无论如何都会尽快筹钱归还。张公聘说：“从长远来看，办学的确是一件很有眼光的好事。”他被我父母倾其所有，举债办学的义行所打动，更被母亲从容应答的风范所折服，便同意借出银行储蓄的一万块银元。

首次出马就旗开得胜，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自家有一定积蓄，又有了一万块银元垫底，心里踏实了许多。接着，她又把目标锁定了一个叫江浩伯的人。

江浩伯是父亲在结交教育界名师时认识的。江浩伯家景富裕，湖南大学教育系毕业，与父亲有过几次短暂交往，为人真诚厚道。父亲也想过找江浩伯借点钱银，但总是羞于启齿。母亲主动联系江浩伯，说了她夫妻俩想办所学校但资金还有缺口的情况。江浩伯说家里其他的地产他做不了主，只有50亩湖田在他名下，可以任其支配。所谓湖田，俗称“望天收”，是紧挨大湖大河岸边的“甩田”，雨水充沛年份，河湖水位一高就被淹得颗粒无收。但母亲心想，只要有湖田契约就成，是可以以虚充实做为教育基金之用的。她立马给江浩伯先生打了借条。

1944年4月，一所崭新的中学——湖南常德私立白云中学终于获得省教育厅备案而成立。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白云中学又从许家桥乡搬迁重建在常德城大西门内大西街长庚镇小学左侧。1946年1月，学校已初具规模，且边招生上课边继续扩校。1947年，学校已有高中7个班，初中6个班，教师50余人。

 

 

 

                      治  校

                       

父亲先后在上海和南京的学校学习、工作过多年，大都市学校比内地较为先进的管理、教学模式他是十分熟悉的。学校工作步入正轨后，他立马提出了北学“南开”、南赶“明德”的口号。

天津南开学校始建于1904年，由著名教育家严范孙和张伯苓创办，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发源地，南开中学现在的校址就是南开学校旧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校友中先后涌现了周恩来、温家宝、曹禺等数十位杰出的政治家、科学家和文化名人，享誉海内外。

　长沙明德中学由胡元倓创办于1903年，是我省最早的近代新式教育学校，学校以“坚苦真诚”四字为校训，办学实绩显著，毛泽东早年有“时务虽倒，而明德方兴”的赞誉，蒋介石曾为该校手书“止於至善”的题匾。许多近现代政治家和当代科学院院士都是明德的校友。

南开、明德这两所学校在当时和现在的知名度都是极高的。熟识父亲的人都相信，既然他敢于把南北两所名校做为“兴学治校”的学习和赶超目标，肯定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冲动和戏言。

白云中学规模空前：校舍总面积达4300平方米，宽阔的操场、高耸的教学楼、办公室、实验室、图书室、仪器室和食堂、澡堂、男生女生宿舍等等一应俱全。

父亲不惜重金四处聘请能人。当时常德私立中学教师队伍中，白云中学的名流是最多的：有原孙中山总统府秘书赵日生、有曾留学德国的无烟火药发明者、有毕业于中山大学数学系的徐福来、有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的戴开夫等等专家、教授、英语翻译、工程师近30人。

白云中学的硬件、软件条件良好，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如潮水般涌来，井然的教学秩序换来丰硕的教学成果，优秀人才不断涌现。如：1948年5月，高中学生肖敬农的长篇小说《蔷薇朵朵开》在省级报纸《中兴日报》上连载。同年，校排球队在全省运动会上夺得好名次，扛回了耀眼的锦旗；校田径队学生刘景发一举获得三级跳远冠军并打破省历史纪录。

父亲学的是体育专业，他尤为关注学生体育技能的培养。白云中学校排球队队员个个威猛善战，在常德中学间的赛事中所向披靡，无论发球、二传、扣球、拦网都技高一筹，以致另几所私立中学的排球队屡战屡败，还输得很不服气，总想报一剑之仇。他们几经商议，决定每所学校从校队里各挑选出几名精兵强将，组成了联合排球队。他们勤打苦练反复磨合，誓与白云中学排球队一决雌雄。

一日，角逐终于揭幕，前来观赏、助威的除了各校学生，还吸引来众多市民。球场如战场，这场球打得异常激烈：无论何方，几乎每发出一个球都要往返七、八回合甚至十多个回合，重扣、拦网、轻掉、二次球、打时间差、背飞、鱼跃救球，双方球员都全神贯注、汗流浃背，神勇异常。经过近3个小时的五局酣战，联合球队终不敌白云中学球队而败下阵来，三比二的结果，让他们心服口服。

 

 

                       救  助

 

白云中学校园大、师资强、教学及生活设施完备，想进该校就读的学生趋之若鹜，但也难倒了一些家景贫困的学子。旧中国通货膨胀频频，纸币直线贬值，有时买一件不大的商品，花的纸币的斤两比货品还要沉重。学校为了确保正常的教学开支，防止出现入不敷出的窘境，学生学费只收银元或稻谷。但对于品学兼优，无钱缴纳学费的学生，酌情实行了学费减免。

周咏先是名农家子弟，学习刻苦，为人正派，初中读了两年后，因交不起学费打算辍学。父亲和母亲知道此事后，把周咏先叫到家里，并留他吃饭，鼓励他继续学业，不仅免费让他读完初中，还让他不花钱读到高中毕业。毕业后，我父亲又聘请他为白云中学的教师。解放后，周咏先积极要求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了常德师范学校校长。周咏先对父亲夫妇的关爱照顾念念不忘。1992年5月，父亲去世，周咏先倍感悲痛，抱病亲自祭上亲笔撰写的挽联缅怀他的恩师：不染烟酒，不识棋牌。独恋兴学，弟子三千。功不可没，日月可鉴。

父亲是一个心无旁骛的人，除了全力兴学办校外，政治动向，时局变化他少有关注。直至1948年，白云中学校园内发生了一起打架事件，他才如梦初醒。

此时国共战争已近尾声，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的进攻使国民党军队已无还手之力。但蒋介石仍负隅顽抗，指示各地国民党特务机关大肆进行破坏和暗杀行动。

一天，国民党常德专员公署负责人李默庵也下达了密命：抓捕白云中学教师和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徐福来、胡尘等人。为维护和保证学校教学秩序，白云中学教学楼是安排有人员在楼梯口值勤的。并贴有告示，教学重地，非请免进。几名国民党特务上楼遭遇到阻拦，和值勤人员争吵起来。吵闹声惊动了在二楼巡视教学状况的校长父亲，他立即指派教师和学生把干扰教学的人赶走。此时国民党特务已快冲上二楼，教师学生人多势众，把特务堵在楼梯上，并往下推搡，最后又扭打起来。几个莽撞的特务哪禁得起众人的拳头和耳光，一个个脸青鼻肿。此时，整栋教学楼人声鼎沸，义愤填膺。几个特务见状，觉得本应悄悄开展的行动已弄得满校风雨，难以收场，只得灰溜溜走了。

中共地下党人徐福来等人趁机得以脱险，暂时离开了学校。

 

                       鱼  水

 

“　1949年10月28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二野前线指挥所，从长沙一路急行军，来到常德沅水南岸，渡江，登上“下南门”码头，朝设在白云中学的指挥部大步流星走去。”

这是《湖南日报》曾刊载的《刘邓大军集结常德：解放大西南》一文中的第一段话。

1949年7月29日，常德解放。不久，时任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处处长牛迪义对父亲说：目前，常德数白云中学房子最好，市军管会意见，你们学校暂迁东门外的西班牙天主教堂内上课，学校房子腾出来让大军首长们住，等大军过境后再搬回来。

用后来成为常德市市长的牛迪义的话说：父亲愉快的照办了。

《湖南日报》上的文章上还说：“11月的常德，夜里已有了几分寒意。刘邓首长运筹帷幄，日理万机，常常忙到深夜，又冷又饿。白云中学校长白云青夫妇看到后，打算弄点夜宵请首长吃。但又实在拿不出好东西，就煮了一些汤圆、红薯、芋头，大着胆子送给首长，心里还有些忐忑不安。没想到首长没有一点“大官”的架子，吃得津津有味，还赞不绝口。后来，首长与白校长夫妇就像家人在一起一样，随便、亲切。”

父亲生前在他撰写的《创办湖南私立白云中学琐记》一文中说：“程子华同志（1949年5月奉命率部南下，配合兄弟部解放了湖南全境。建国后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还亲自请我去吃饭和了解情况——”父亲在文章中没有写到的事，但他对我们说起过：程子华还希望父亲能跟随他和部队一同去“南下”。

因为有一群小到一两岁七八岁、大也不过十三四岁的子女，还有刚刚有起色的白云中学，父亲最终没能成行。

上次和武汉的大姐通电话时，她回忆说：进驻白云中学的解放军官兵都对我们家人很亲近，每逢地方政府招待解放军官兵去民众戏院看戏，都不忘记带上我们兄弟姐妹。用大姐的话说：每辆吉普车上丢一个。

我想，这些都应该与白云中学有关，与我父亲的正直正义和开明有关吧。

 

 

 

              　　　　　　　　　　　　　　　　　　　　　　　　　　 　（全文完）   

　　　　　　　　　　　　　　　　　　　　　　　　　　　　　　　2015年6月5日完稿

                             　　　　　　　　　　　　　　　　　　　　　　　   2015年6月7日定稿